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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朴正熙,就没有现代韩国   

2014-12-02 09:19:4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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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朴正熙,就没有现代韩国

——自由威权与韩国转型

 

 

时间是一面筛子,淘尽世间万事万物,能留下来的只是一点点。对韩国人来说,朴正熙(1917-1979)当属后者。据2004年韩国盖洛普“韩国人最喜欢的历届总统调查”,朴正熙以48%的支持率雄踞榜首,排第二位的“民主斗士”金大中仅为14%。2012年,他的女儿朴槿惠当选韩国总统。以“没世遗爱,民有余思”来形容朴正熙的余泽,不为过。

不难想见,有道德洁癖的人会喊出来:朴正熙不是独裁者吗,他镇压“爱国民主运动与进步运动”啦,blah,blah……为什么韩国人还这么怀念他?从不否认朴正熙在韩国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对他的评价从来都是两极化的。支持者认为他领导了韩国的现代化,反对者认为他是破坏韩国民主制度的元凶。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

但朴正熙本人生前说了:“在我死后朝我的坟墓吐唾沫吧!”一点儿也不为自己当政的所作所为感到愧疚,一点儿也不在乎那些恨他的人。他凭什么这么自信?拿他接收(1961年)与被刺时(1979年)的两个韩国做一下对比就知道了。

1961年是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的那一年。当时韩国比朝鲜穷多了。韩国与朝鲜的年产煤量、发电能力、化肥年产量、水泥年产量与粮食产量依次为:590/1200(万吨)、20/116(万千瓦)、3.8/86(万吨)、51/207(万吨)与600/220(万吨)。只有粮食这一项韩国高于朝鲜,因为韩国本来就是朝鲜半岛的农业区。朴正熙接收的韩国是一个穷困、落后与混乱的国家。

1966 -1970年,韩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0.4%(北方同期为5.8%)。1971-1975年,韩国年均增长仍达9.7%(北方同期为2.3%)。1962年韩国人均名义GDP为87美元,1979年为1764美元,为1962年的20.3倍,年均增长19.4%,这一惊人崛起速度被誉为“汉江奇迹”。韩国能够最终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朴正熙时代是不可或缺的。

那么,朴正熙做对了什么?

 

威权与转型

 

2012年世界银行按人均国民收入进行统计分类,高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为不低于12616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分4086-12615美元(较高)与1036-4085美元(较低)两档;低收入国家为不高于1036美元。在193个国家与地区中,有61个属于高收入国际,99个属于中等收入国家,33个属于低收入国家。

不难发现:非殖民化后的亚非拉国家,能跨越低收入国家门槛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不容易,能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门槛成为高收入国家/发达国家门槛,就更难了。韩国是幸运儿之一。在上述世行统计中,2012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22670美元。这一年8月15日,即将卸任的韩国总统李明博宣布:“大韩民国已经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在这些幸运儿中,有一类是很特别,包括但不限于韩国、智利、新加坡、西班牙与中国台湾等国家与地区。其经济起飞时期与政治转型阶段是高度重合的。这个转型阶段是威权主义性质的。威权主义并非只有一种,有(偏)左翼威权主义,有(偏)右派威权主义。只有右派威权才是有益于经济发展与繁荣的。

本文不准备抽象地谈论右派威权主义,而拟以韩国朴正熙时代为案例具体呈现之。当不过,简单的界定还是有必要的。右派与左翼的分际,只有一个基本标准,即右派主张低税收/限制政府权力,左翼主张高税收/扩张政府权力。右派威权主义之“右”,也是就这个意义上而言的,其基本特征是尊重自由尤其是经济自由,及尊重法治。

说了这里,或有人叫了起来:朴正熙搞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威权主义是反民主的。不错,1961年5月16日,少将朴正熙为首的一批少壮派军官发动军事政变,结束了短命的第二共和国(存在时间不到一年)及其议会民主制。军政府时期可以说是非民主的。

不过,1963年朴正熙终结军政府,本人从军界退役以平民身份竞选总统,以15万票的微弱优势当选第三共和国首位总统。整个第三共和国时期总统均为直选。最终,朴正熙为了突破任期连任限制,1972年颁布了第四共和国宪法(即“维新宪法”),总统可以无限连任,并将直接选举改为间接选举。相对于第三共和国,第四共和国的民主成色下降不少。

可见,威权主义会有一系列操控民主选举的制度与技术,但形式上完全可以是民主的。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架构是由民选代议士组成的民意机构,威权主义的策略往往是从被选举资格与选举程序上操控其当选者的构成,而不是削弱民意机构的权力。

话说回来,如果都民主了,还叫什么威权主义呢?威权总是意味着有一个政治强人长期执掌统治权,在韩国就是朴正熙,在智利就是皮诺切特。威权主义之所以君临发展中国家,恰恰是因为转型时期民主制度的不稳定与失败,李承晚的第一共和国是被学生运动推翻的,继起的第二共和国是个弱势的民主政府,面临着永不停歇的左翼学生运动。威权主义与民主是有张力的。

在社会转型期,民粹主义是最大的风险,一旦陷入民粹主义泥潭,要想走出去太难了。民选政府,为了争取选票,往往会通过征税与通胀派发福利讨好下层民众与赋予工会特权等措施,从而破坏繁荣的根基。即使威权政府,亦有为了争取民意支持搞民粹主义的激励。所以偏右派的威权主义是弥足珍贵的,展现了自由与民主之间的张力,本质上是自由威权。

好在转型期国家由于底子薄,玩民粹主义是不可能长久的,这就提供了两种可能:一种是像南美许多国家那样在民选政府/民粹主义与军政府/威权主义之间打摆子,另一种像韩国与智利那样是以右派威权主义打破这个恶性循环,令国家步入先进行列。

 

保卫自由秩序

 

朴正熙政变最初的动机与旗号无非是反极左、反腐败、斥责文官政府软弱无能与恢复秩序等。盖军人集团是最为看重秩序的。

政变后两个月,1961年7月18日,美国编制了“关于韩国现政府的特别情报评估书”,称:“(现在统治韩国的军人)他们的大半生都在军队读过,积累了相当多的战斗经验,其做事方式不同于知识分子与专业政治家,”“他们具有威权主义国家观,并确信要治好经济、社会与政治的疾病,就要建立公众纪律性强与中央集权巩固的政府统治。韩国新的统治阶层正准备给韩国人的生活注入新秩序和纪律。”

是的,1960年4月19日,李承晚的第一共和国被学生运动推翻,被美化为“4·19革命”。由此建立的第二共和国在学生运动面前必然个弱势的。第一共和国和第二共和国被称为“几乎是大学生和新闻界统治的时期”。在朴正熙政变前夕,韩国的左翼大学生号召1961年5月20日在板门店进行“南北学生和平统一誓师会师”。

动荡的社会与政治,销蚀了自由秩序的根基,也酝酿着大变革的因子,朴正熙登上韩国政治舞台的时候到了。《朝鲜日报》以保守著称的老记者赵甲济,在《朴正熙传》中写到:“这群高效率、高度责任感的三四十岁的青年军官们替代了1960年代的老朽政治家。这个年轻的国家领导班子充满干劲:当时韩国军官6万人中约10%有赴美留学经历,这个比率比当时外交部的公务员还要高很多。”

政变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戒严,宣布“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实施戒严,包括:禁止一切室内外集会,媒体舆论需接收事前审查,禁止罢工与怠工等。可以看到对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是限制的。

由此拉开了朴正熙时代政府同知识分子与学生关系紧张的序幕。在全世界,知识分子都是偏左翼的群体。说是政变三周年之际,1964年5月20日, 首尔9所大学的学生及3000多市民举行“民族民主主义的葬礼”,并抬棺游行,与警察发生冲突,舆论也是一边倒站在学生这一边的,控诉警察暴行。6月7日,政府逮捕了金正刚,指其为学生示威幕后操控者。此人组织了“反帝全国学生同盟”与“火花会”。

金正刚于1966年出狱。1980年,他改变了自己的左翼立场,认为自己当时搞左翼运动能成功,是因为“朴政权时期仍主张法治”,“其后证明,我们(左翼)的判断是错误的,朴正熙在这片土地上成功建设自主的现代国家,很好发展了市场经济。”

1965年8月20日,首尔庆熙大学1000多名学生借开学之机召开韩日协定批准大会,举行示威,反“买办资本”、“隶属经济”,反对韩日关系正常化。随后更多的大学加入了示威行列。几天后,朴正熙向全国广播,毫不留情地抨击学生与教授:“这个国家的社会出现了一个弊端,那就是掀起了学生们示威逞能的风潮。动不动就举行什么声讨大会,静坐绝食,示威,斗争,喜欢在参与现实的名目下跑到街头。说白了,这种弊端只能说是亡国风潮。”

几年后,朴正熙还说:“在此我想指出的是,‘即使是违法,学生的行为是爱国行动’这种阿谀、投合的说法是伪善的。学生是明天的主人公,不是今天的主人公。明明我们这一代是今天的主人公,为什么自己不解决问题,而让学生站在前面解决问题?”

后面将谈到,朴正熙顶住了知识分子与学生的反日运动,完成了韩日关系正常化。这里的问题是:朴正熙对左翼与民粹风潮的抵制,是侵犯了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还是捍卫了自由秩序?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在何种意义上可以侵蚀自由秩序的根基?可否有“反自由的自由”?朴正熙认为自己捍卫了自由秩序。

 

对外开放

 

不假装朴正熙是完美的右派威权或从来都是右派威权。事实正反过来,当上台时,朴正熙对经济发展的理解是有偏差的,是经历了一番试错过程才找到了对外开放之路。

1962年货币改革是个大笑话,目的是为国家主导的经济开发筹募产业资金。军政府最高权力机构“国家再建最高会议”财经分会委员柳原植说服朴正熙相信:“据说我国华侨私藏的资金有1000多韩元。如果能揪出那些那些钱,就能解决资金困难的大部分。”当时韩元的通货量只有2830亿,华侨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现金?且染指华侨的财产不要脸吧?

1962年6月9日,朴正熙谈话说:“现在仍有很多通过贪污腐败等手段积累的隐形资金,这些资金还没有变成产业资金。”

本次改革把货币单位由“圆”变为“元”,每1圆兑10元,规定只能人均兑换500元现金,剩余的全部强制纳入冻结账户,变为长期储蓄,其实是强制低息借给政府。这侵犯了财产权,也引发了巨大的经济混乱。新旧货币完成兑换后发现,所谓的华侨资金也好,隐形资金也好,都寥寥无几。

美方强烈反对本次改革,要求朴正熙政府解除对所有存款的冻结,否则会重新考虑对韩政策,美国一位官员说:“这次货币改革的目的是把韩国经济引向国有化与计划经济。如果是用于伤损市场经济体制的行为,美国政府不会对韩援助。并且改革也会导致企业生产活动萎缩。”朴正熙政府屈服了。除了改了货币单位与币值之外,本次改革有疾而终。

货币改革失败,令朴正熙从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两条经济发展路线中转向了后者。本来,朴正熙是想搞进口替代,现在转向引进外资推进工业化及培育出口产业,靠“民族资本”建设国营炼油厂被放弃了,改成了引进外国公司(海湾石油公司)来投资。柳原植这类强烈国家统制主义倾向的经济幕僚被弃用,金正濓等了解美国经济及日本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经济实务专家上位。朴正熙本来不懂经济,通过军政府时期的试错与学习,终于找到了正道。

1964年5月第三共和国首届内阁成立后,金正濓“韩国应该向日本学习,靠出口导向实现工业化”的建议被采纳,本人被任命为工商部次官,力推经济自由化,大幅度减少限制进口的产品名录。

所谓进口替代,是发展经济学提出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就是通过高筑关税壁垒与搞进口配额等限制工业品的进口,以扶持本国相关产业与企业的发展,搞所谓“内向型”经济。迎合了民族主义发展“民族产业”的心理,是一种准计划经济的强势产业政策,与自由贸易及全球化的趋势背道而驰。如果国内市场狭小的韩国当初搞了这个,就没有今日现代韩国了,朴正熙时期也就称不上右派威权了。

出口导向就正常多了,就是把产业瞄向全球市场,但国内资本、技术与管理什么都缺啊,怎么办?那就以本国低廉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与市场吸引外资入驻,参与全球大分工,先从全球产业竞合链与价值链的低端起步,逐步往上爬。无非是先搞接单工厂与OEM。这样,本国就可以逐步积累资本、技术与管理经验。韩国最先发展起来的产业是纺织业与电子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可见,韩国搞改革开放,比中国还早了十多年。韩国与中国的成功经验是同构的。例如中国的美的也是从接单做起,等积累了资本与技术,就自创了品牌。这个道路,其实就是金正濓所说的日本道路。亚洲最早搞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就是日本,而且搞成了。

不假装朴正熙搞的是完全的自由经济,只是说,他选择通过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政策顺应了自由贸易与全球分工的大趋势。在此基础上,他仍学日本搞产业政策。

 

韩日关系正常化

 

外交为内政服务。朴正熙政府要发展经济,韩日关系正常化是重中之重,尤其确立在出口导向战略之后更拖不得。其一,出口导向学的就是日本。其二,1964年东京奥运会召开之时,日本已是发达国家了。韩日一水之隔,韩国想承接日本的产业转移,吸引来自日本的资金、技术与管理,与日本关系正常化势在必行,否则日本企业家会因为忧虑反日与投资没有保障而不敢在韩国下注。

英雄所见略同。后来邓小平认识到要推进改革开放,必须与美日邦交正常化,所以复出后,最初出访的国家为日本与美国。1978年10月,邓小平出访日本。1979年1月底2月初,又出访美国,那时距中美两国建交还不到一个月。美国是韩国的盟邦,不在话下。但日本就不一样了。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逐步吞并了韩国。二战后韩国独立建国。在韩国知识界与舆论界,反日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高涨。这种情绪掣肘了韩国政府改善与日本关系的努力。政变后,朴正熙把与日本建立友好关系视为外交重点,考虑到国民情绪,许多外交努力是秘密进行的。

1961年10月20日,韩日第六次会谈,由于双方分歧巨大和各自国内的反对,会谈被拖延。1961年11月,朴正熙日,双方就加速两国关系正常化谈判达成共识。

索赔权问题。1962年10月,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金钟泌访日,与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达成《大平-金备忘录》。根据这份备忘录,日本提供无偿、有偿经济合作资金,来解决韩国提出的索赔权问题。

2005年,韩国公开了有关1965年“韩日索赔权协定”主要协商结果的5份文件。韩国当时向日本提出的赔偿要求是支付生存者200美元、死亡者1650美元、负伤者2000美元,韩国要求日本向103万多名曾被日本征兵和征用的韩国人总共赔偿3.64亿美元。经过协商,朴正熙政府从日本接受了相当于赔偿性质的3亿美元无偿资金、2亿美元有偿贷款和3亿美元私人贷款。

道歉问题。1965年2月17日,日本外相椎名访韩,其到达声明说:“日韩是一衣带水的重要领国,一直以来,两国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在两国关系悠久的历史中也有一段不幸时期,对此我实在表示遗憾,也进行了深刻反省。”这是日本首次正式对韩国日据时期的统治表示道歉,排除了日韩正常化的一个障碍。为了这个道歉,韩国的外交人员也做出了不小的努力。

韩日基本条约。随后,韩日外长为达成韩日基本条约做最后的谈判,有两个分歧严重的基本问题,一是两国间所有条约无效的起始时间,韩国主张从1910年日韩条约签定算起,日本主张从1951年旧金山合约签定算起,实质是日韩合并时代的合法性问题。二是大韩民国的管辖权问题。韩国要日本承认“大韩民国是朝鲜半岛的唯一合法政府”,日本只同意将韩国的管辖权局限于停战线以南,以保留与朝鲜建交的权利。

最终,这两个问题得以解决,日韩基本条约签定,日韩关系正常化。在条约正式文本中,“确认1910年8月22日以前大日本帝国与大韩帝国间缔结的一切条约和协定业已无效”(第二条),韩国的要求得以满足。“据联大第195号决议所明示,确认大韩民国政府是朝鲜半岛唯一合法政府”(第三条),韩国的要求形式上得到了满足,但这是一种表述,两种解释,双方各自保留了自己的观点。

日韩关系正常化、吸引日资来韩,是韩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核心一环。此后,韩国经济开始起飞。朴正熙能够顶着民意做出这样的决策,殊为不易,该坚守的坚守,该劝说的劝说,该妥协的妥协,该搁置的搁置,显示了高超的外交手腕,以最小代价达成邦交正常化。

 

结语

 

最后,对朴正熙时代的右派威权做两点评价。

其一,这种右派威权并不完美,尽管是商业导向与出口导向的,但政府手中的权力与资源实在太多太大,这就必然导致设租寻租。朴正熙是一个用于自我牺牲的理想主义者,本人的廉洁没有问题,但他的下属就未必了。朴正熙打着反贪污的口号政变,但以权力反腐那是负薪救火。

而且,政府产业政策的结果,是资源向政商关系好的大企业转移,这就造成了大财阀现象,给经济带来了系统性风险。2012年,韩国三星的营收占GDP的20%,试想三星要是垮了,韩国该倒退多少年。三星的做大做强正是受惠于朴正熙时代的产业政策。

其二,根据第一点,朴正熙的右派威权是打了折扣的,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过大的政府权力掣肘作用会越来越明显,所以有内生的不稳定性,进一步转型的要求也就提上日程。也许完美的右派威权是稳定的,但问题在于现实世界没有完美的右派威权。

不过,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朴正熙的右派威权,就没有自由、繁荣与文明的现代韩国。

 

(史哲 陈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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